东风评论

 

有过在大医院求医经历的患者及其家人都能深刻地体会到“看病难”三个字意味着其一种磨难。大医院“一号难求”，许多人在名牌医院门口熬夜排队，都不一定能拿到号。即使挂到了号，这种磨难远没有结束。如果医生开了个检查单子，又要排队。常用的B超检查在北京的名牌医院快则需要排队数小时，慢则要预约2-3天。如果需要住院，医生开了住院单子，但是大医院里床位使用率早就超过100%了，即使加床都不一定住得进去。总之，患者在就医的多个环节会面临一轮又一轮的无助等待，于是托关系、送红包的现象应运而生。反过来看，大医院的医务人员每天要面对这么多病人，其辛苦程度不言而喻。因此，无论站在病人的角度，还是站在医务人员的角度，大医院资源太少了，应该扩。

近年来，许多大医院进行了

      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“免费医疗”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用语，如果免费医疗的故事仅在坊间流传，也无什么不妥，就像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“天上掉馅饼”的故事一样。然而，偏偏有专家煞有其事地把免费医疗作为一种优越的制度来推荐，甚至语出惊人：“地球上仅有20多个国家没有实现免费医疗了！”

本来，这种“砖家”的言论不值得一驳，然而为了给老百姓比较全面的信息，《人民日报》特意提供了世界上部分重要国家的医疗保障方式，显然，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免费医疗。连《人民日报》都花费版面讨论了这个话题，可见“免费医疗”制度确实给老百姓造成了一些误解，我们也不妨费些笔墨来讨论这一话题。

所谓的免费医疗就是国家为老

 

儿子八岁了，老师教他们学少先队队歌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……”。

 

儿子回家后问：“爸爸，什么是共产主义啊？”

我：“共产主义就是大家把劳动成果交给国家，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劳动成果。”

儿子：“我们国家是共产主义吗？。”

我：“以前曾经是，但现在严格来说不算了。”

儿子：“那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呢？”

我：“它们都不是共产主义。”

儿子：“它们是什么主义？”

我：“它们是自由主义。自由主义就是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属于自己，然后拿到市场上去交换。”

 

昨天，据北京晨报报道，卫生部陈竺部长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发言，把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归咎于“市场化”：“实践告诉我们，市场手段在社会服务领域往往失灵，过度市场化造成的后果就是‘看病难、看病贵’。” 

如果引用周其仁教授的话进行反驳“这算哪门子‘市场化’”？如果医疗领域真的已经市场化了，中央文件为什么还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要求推进“政事分开、管办分开”？为什么还要一再强调“落实公立医疗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”？医改方案中提出的“医师多点执业”、“社会多元办医”是推进医疗领域市场化的重要政策，但是具体的措施却被一再搁置。 

拒绝市场化的人试图打着“公益性”的旗号，通

 

五月份的CPI同比增长了5.5%，据说六月份的还要更高。而存款的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仍然停留在3.25%。实际利率为负2.25%。于是各方纷纷猜测加息势在必行！然而，回顾过去3-4年的货币政策，央行并没有按以上逻辑“出牌”——没有提高基准利率，而是大幅度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。

记得在90年代的金融改革之前（1990-1998），我国的法定准备金率一直为13%。，远高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定准备金率。法定准备金率过高，限制了银行对资金的自主运用，有悖于市场原则。1998年开始金融改革，法定准备金率大幅度下降，1998-1999年为8%，1999年末至2003年上半年为6%。法定准备金率大幅度下降，被看做金融改革的重要标准。

 

中国从来不缺保障房，短短几十年的历史，保障房却有许多名称：福利房、房改房、集资房、安居房、经济适用房等等。过去几年，全国到底建了多少保障房？任志强给了个数“在十五、十一五期间，商品房开发用地只占30％，约70％的土地供应事实上是给了保障性住房方面。”绝大多数的土地让给了保障房！

当然，过去各色各样的保障房是专供给特殊阶层的。绝大多数人在市场上轰轰烈烈交易的房子，仅占房子总量的30%。所谓的房价高，仅仅是这30%的房子价格高。照这个逻辑，保障房建得越多，能够上市的房子就越少，房地产市场中的房价就越高了。

2011年两会期间，政府明确保障房的建设规模：2011年1000万套，‘十二·五

人类社会大棋局有其自己的运动原理，

如果立法的原理与社会运动的原理相一致，

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地走下去，

并且很可能是巧妙和成功的；

如果这两个原理彼此抵触，

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苦，

人类社会也必然时刻处于高度混乱之中。

       本来不想管房地产市场的事，但最近正在酝酿的房产税实在把大家搞糊涂了，另外我的宏观经济学方向的博士论文基本完成了。既然，房地产市场跟宏观经济联系紧密，不妨写一篇小文章与大家探讨。

       在我的印象中，政府为了减轻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的成本，往往会出台一些免税政策，例如对医疗服务免税，对基本生活品免税等；相反，如果要增加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的成本，则会增加税收，例如提高烟草税等。 

房产税把大家搞糊涂了，现在住房成本太高，很多人却指望通过房产税来降低住房成本。难道政府对某种商品征了一道税收，该商品的价格（含税）反而会下降？ 

      听说珠海公立医院集体沦陷的新闻，丝毫不感到奇怪，医院和医生在珠海是这样，在全国都这样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。 

中国的医药市场存在一个怪象：医院服务供严重不应求，而药品生产却严重供过于求。这是因为医院服务市场没有开放，由政府严格控制，而药品生产则已经很开放了。药厂生产的药品要卖给病人，需要医院来转手，于是医院在药品市场就处于左右逢源的地位：它从厂家进药的时候，处于买方垄断地位，这么多药厂争着要把药卖给医院；它把药卖给病人的时候，又处于卖方垄断地位，无数的病人争着要找它看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家正常的医院会怎么做？很简单，进药的时候压低价格，卖给病人的时候抬高价格，从而赚取差价，这样医院就实现了垄断的租金。 

 

关于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中，有一条是“基层医疗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”，据相关政策解释，公立的基层医疗机构只能使用基本药物，如果“确需配备、使用非目录药品，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确定，并报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备案”。根据这条规定，如果远在山区的一个基层医疗机构需要使用非基本药物，就得惊动卫生部，在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备案。据说这么做是为了提高药品的使用效率、促进合理用药。

我们知道，基本药物绝大多数是一些便宜药，凭什么说在基层医疗机构只能用便宜药？如果有病人想使用新药、好药，不是逼着他们往大医院跑吗？显然这违背了发展基层医疗服务的初衷。在一个关于基本药物制度的讨论会上，有位专家的解释：基本药物不是低档药，是价廉物美的好药。符合安全、有效、廉价、临床必须的原则。病人大可放心地在基层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，不必跑大医院用贵药。

 在18世纪以前，看病买药是个人的事，中外都一样。也许传染病是例外，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强制性治疗或隔离措施，但是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则绝对是个人的事。然而，近代以来，各国政府却纷纷插手管理老百姓的医疗事务，或者对病人给予补助，或者直接提供医疗服务。正因为如此，在最近的医改讨论中，有人认为医疗服务——至少基本医疗服务——是公共物品，并且指出根据经济学原理，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。这是政府主导派的一条重要逻辑。

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物品呢？通俗地说，公共物品就是无主之物，并且这个“无主之物”是好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遗弃的坏东西。那么“无主之物”为什么会存在呢？至少要有两个条件：一是不会因为有人用了它，而减少它的使用价值，否则这个“无主之物”早就被用完了，这个性质在经济学上

 

最近，卫生部透露要通过设立药事服务费，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，实行“医药分家”，降低药费。药事服务费在我国是个新名词，但是顾名思义也不难理解，药师给病人提供了药事服务，病人应该支付服务费。过去，我们的医疗费用账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药事服务费，是否意味着我们一直都没有支付过药师的劳务？当然不是，否则药师怎么可能每个月都领得到工资？是因为我们向医院支付的医药费中，已经包含了药师的劳务费用，只不过没有列出这个项目。就像我们在餐馆吃饭，只需要按照菜单上的菜价付费，不需要另外支付厨师费、服务生费、桌子使用费、碗筷使用费等等。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收费方便。至于如何激励厨师发挥厨艺，如何激励服务生推销招牌菜，这些都是餐馆老板的事。比如说，老板按菜单总费用给服务生提成，根据顾客对菜肴的评价给厨师发奖金，这样厨师和服务生都会卯足了劲讨好顾客，为老板挣钱。总之，厨师和服务生的行为与老板发工资和奖金的方式有关，而与顾客的支付方式无关。

 

亲戚家的孩子医科大学毕业，回老家一个小县城找工作，才发现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要找个当医生的工作如此之难。托人去卫生局找问问，答复是县人民医院、第二人民医院、中医院全都超出核定的人员编制了，不缺人，连中心卫生院也不要人。这倒奇怪了，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是现在明摆着的问题，医疗服务供不应求也是明摆着的问题，在一个小县城，医疗资源本来不丰富，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。偶尔翻阅了卫生统计年鉴，有各年份大中专学校医学专业的招生数量，以及全国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，稍微推算一下，才发现医学毕业生难找工作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。1996-2000年的五年间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医药专业的学生共472501人（不含成人本专科生），中等职业学校医药专业

 

“新医改”方案的亮点是“政事分开、管办分开”，这个指导思想在该方案中多次重申。然而，在发展基层卫生服务方面，却丝毫没有看到管办分开的痕迹，反而设计了一套完全由政府“包养”的模式：人事制度上“严格核定人员编制”；财务管理上“实行核定任务、核定收支、绩效考核补助，……并探索实行收支两条线等多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，严格收支预算管理”；内部管理上提出了“考核和激励制度”。另外，还对基层卫生机构的功能进行了严格的“定位”，“明确规定使用适宜技术、适宜人才、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”，据说其目的是“为广大群众提供低成本服务，维护公益性质”。并且，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，要求基层医疗机构“全部使用基本药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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